前言

1935年，红军长征途中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，本应是革命力量的强强联合，却因张国焘事件而蒙上阴影。而毛主席麾下四位将领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令毛主席深感失望。这四位将领做了什么选择？他们的下场如何？

会师的喜悦与暗藏的危机

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历经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等艰难险阻，终于在6月12日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附近会师。

这一刻，红军将士欢欣鼓舞，中央机关报《红星》刊文盛赞：“这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，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。”然而，会师的喜悦很快被张国焘的野心所笼罩。

张国焘，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，手握八万精兵，相比之下，中央红军仅有一万余人，且历经长征，疲惫不堪。

张国焘见状，野心膨胀，企图篡夺中央领导权。他拒绝北上抗日的主张，鼓吹南下川康，企图另立山头。这一分裂行为，让刚刚统一的红军再次陷入危机。

四位将领的迷失

在张国焘的蛊惑下，红一方面军的四位高级将领——李卓然、何长工、罗炳辉、邵式平——竟公然支持南下主张，令毛主席深感痛心。这四人，皆是革命的功臣，为何会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？

李卓然，1922年入党，曾在苏联学习，回国后担任中央苏区秘书长，与毛主席私交甚笃。长征中，他任红五军团政委，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主席。然而，在张国焘事件中，他却被张国焘的花言巧语所惑，支持南下。

何长工，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，毛主席亲自为其改名“长工”。他曾任红八军军长、红五军团第13军政委，是井冈山时期的资深将领。长征中任红九军团政委，却在张国焘事件中站错队。

罗炳辉，云南人，1929年入党，曾在反围剿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，被朱德誉为“神行太保”。然而，在张国焘事件中，他不仅支持南下，还将彭绍辉写给朱德的密信转交张国焘，险些酿成大祸。

邵式平，与方志敏共同创建闽浙赣苏区，1933年曾专程探望失意的毛主席，深得主席赞赏。然而，在张国焘事件中，他也未能抵挡住诱惑，支持了南下主张。

张国焘的失败与四将的觉醒

张国焘坚持南下，率军进入川康地区，却遭遇连连败仗。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军的围剿，使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，八万大军锐减至不足四万。面对惨痛的教训，张国焘被迫再次北上，与中央会合。

南下的失败，让李卓然、何长工、罗炳辉、邵式平四人深刻认识到错误。李卓然在西路军失败后，辗转新疆，返回延安后担任总政宣传部干教科科长，深刻反省；何长工在回忆录中坦承：“跟随张国焘南下，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”；罗炳辉则在战斗中逐渐醒悟；邵式平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。

毛主席的宽容与重用

尽管李卓然曾让毛主席失望，但主席并未计较。1949年后，李卓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，晚年享受正部级待遇，毛主席亲自干预，确保其待遇。

何长工在长征后被委以重任，历任抗大副校长、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。建国后，任重工业部副部长、地质部副部长等，毛主席对其信任不减。

罗炳辉在陕北后被派往新四军，担任第一支队副队长，与陈毅并肩作战。他治军严明，创下梅花桩阵法，为新四军立下汗马功劳。1946年，因病英年早逝，陈毅为其撰写悼词，字字含泪。

邵式平在解放战争中任华中办事处主任、辽吉省委副书记等职。建国后，毛主席力排众议，任命他为江西省省长，主政16年，创下全国之最。他主持修建八一大道，展现了远见卓识。

历史的启示

毛主席在张国焘事件中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和胸怀。他不仅成功化解了危机，还宽恕了犯错的将领，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这种包容与信任，激发了将领们的忠诚与斗志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李卓然、何长工、罗炳辉、邵式平四人在错误中觉醒，在救赎中成长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犯错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能否认识错误、改正错误，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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